对苏轼而言，原本灰暗的天空豁然开朗，阴霾一扫而空。

是啊，度牒，就是它了。

度牒，度僧牒省称，也叫戒牒、黄牒，是僧尼受戒的文字凭证，有度牒的僧尼，可以免除赋税和劳役。官府可出售度牒，其收入以充军政费用。

唐天宝年间，杨国忠遣御史崔众至太原纳钱度僧尼道士，旬日得万钱。

宋英宗治平四年，赐陕西转运司度牒千件，籴谷赈济，皆为鬻度牒之利。本朝度牒，不仅有法定的价格，而且它的价格还随使用范围的扩大而与日俱增。元丰七年着令度牒每道为钱百三十千，夔州路至三百千，以次减为百九十千，到了此时则定价为三百千。

售卖度牒，绝对是暴利啊，乃是朝廷军政的重中之重。

对啊，请朝廷降度牒若干，何愁治湖之资？这真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了，苏轼兴奋地来回踱着步，口中念念有词：“某这就上折子，就叫《杭州乞降度牒开西湖状》。如此一来，万事俱备，东风也至，大事可期也。”

念叨几句，他哈哈大笑，手指王棣：“三郎大才，只恨非吾家千里驹也。”

继续阅读，后面更精彩！

王棣自是不肯居功，少不了说上一番谦逊言语。

实在是，心里虚呢。

前世他有仔细查阅苏轼治理西湖的种种措施，是真的为之折服。且不管一个成功的男人身后有多少……幕僚，至少这是极其成功的团队啊。

简而言之，穿越客某某，只不过是说了既定事实。

呃，抢戏了。更似当着作者的面抄袭原创作品。毕竟知廉耻，颇不自然。

苏轼等人却以为这是王棣的谦逊，这少年啊，满腹才华，却不骄傲狂妄，很好，真是“生子当如王三郎”。

老实说，一个涉世未深的少年郎能有这等见解，所谓的问题让他一通话迎刃而解，实在是够妖孽的。不过，苏轼了解他。西山小神童，王家宝树，诸如此类的赞誉可非空穴来风，是真真正正的出类拔萃。小小年纪能写一手老到的文章倒也罢了，言谈举止间透露出的是远超同龄人的心智。这样的人才放在哪里都能脱颖而出，所谓处囊之锥是也。

解决了日思夜虑的大麻烦，屋子里的气氛轻快了许多。

“佛印绝类弥勒，袒胸露乳，矫首昂视，神情与苏、黄不属。卧右膝，诎右臂支船，而竖其左膝……”苏轼如卸重负，话题也轻松了许多，笑着对李格非说：“文叔，你刻意于词章，听听这段写的如何？”

李格非笑答：“朴实自然，占一‘趣’字。”

苏轼指指王棣：“呶，就是这小子手笔了……前几年某收得此子一份礼物，乃是一枚核雕，方寸之间刻了一舟、五人、八窗，为箬篷，为楫，为炉，为壶，为手卷，为念珠各一；对联、题名并篆文，为字共三十有四……技艺且不论高低精劣，很是花费了一番心思。是某收到的最别出心裁的礼物，乃装匣珍藏。另有一篇《核舟记》，写的趣味横生，文字挥洒自如，读之如唇齿生津。”

他笑着说：“若以文章论，文叔可与王三郎切磋琢磨，但这小子填词更是一绝，某当避路，放他出一头地也。”

最后一句可是文坛典故——当年欧阳修极爱苏轼之才，尝与梅圣俞书曰：“读轼书，不觉汗出，快哉快哉！老夫当避路，放他出一头地也。”

苏轼以当年欧阳修给自己的评语送予王棣，可见其有多看重这个后辈。

李、高二人虽觉苏轼未免有些太抬举王棣，但想想《鹊桥仙》及《青玉案》，想想“两情若是长久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”及“众里寻她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，便生不起反驳的念头来。

事实上，金陵城的花魁大会过去两个多月，其间周邦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