保住了七成的活水芽和碱蒿，这些植物固氮改土的效果，数据在这里，土壤有机质含量提升了零点三个百分点，表层盐分下降了百分之五。这意味什么？意味着地确实在变好，虽然慢，但方向是对的！”

她又指向窗外：“那些猫耳洞水窖，在春季降雨时存下的水，保证了播种时关键的水分。秸秆覆盖让土壤蒸发量减少了近三成！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效果！它们不是花架子，是我们在极端条件下，从群众智慧、从解放军同志、从海边渔民那里学来的，保命的土办法！”

“至于产量，”周小小语气沉痛但坦诚，“去年我们确实歉收了，乡亲们挨了饿，我心里比谁都难受。但是，如果我们不这么做，去年就是绝收！今年这片地可能已经彻底盐碱化，连这点绿都看不到！我们现在做的，是在给土地治病，病去如抽丝，不能指望刚吃下一剂药，第二天就能扛两百斤麻袋！”

她看向那位抱孩子的妇女，看向眉头紧锁的老农，看向所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社员们：“我知道，吃饱肚子是天大的事。请再给我们一点时间，也给这片土地一点时间。我们引种的新耐旱作物已经发芽，优化后的沟渠正在起作用，‘绿脉’不是一个马上结果子的仙法，它是一条需要耐心打通的路。我相信，只要坚持下去，明年，后年，我们一定能让产量一步步上来！”

周小小的话没有华丽的辞藻，却带着一种基于事实的真诚和扎根土地的韧性。会场安静下来。老农们吧嗒着烟袋，眼神复杂。王处长沉默着，手指敲着桌面，似乎在权衡。

这时，一位中年社员站了起来，他是去年抗旱时最卖力的一员，肩膀上的老茧还没褪完：“领导，俺是个粗人，不懂大道理。俺就知道，去年那场大旱，要不是周同志他们带着俺们挖洞、铺草，俺们那点苗子早就死绝了！是没打下多少粮食，可留下了种子，留下了盼头！今年开春，这地摸着就是比往年有‘劲’！俺信周同志，俺愿意跟着干！”

“对！俺们也愿意！”又有几个社员附和起来，“总不能年年指望老天爷开恩！得靠自己想办法！”

群众的声音虽然朴实，却有着打动人心的力量。王处长的脸色缓和了些。他最终没有立刻做出结论，只是要求更加详实、周期更短的产量对比数据，并要求工作组定期汇报。“省里会持续关注，既要看过程，更要看结果。群众的肚子，是最终的检验标准。”

会议结束后，周小小感到一阵虚脱，但更多的是责任。王处长的话虽然刺耳，却点出了最核心的问题：生态改良的长期性和群众迫切需求之间的矛盾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周小小和李文更加拼命。她们知道，时间不等人，质疑也不会自动消失。必须争分夺秒，让土地尽快焕发出应有的生产力。

她们进一步优化作物的搭配。除了活水芽、碱蒿这些先锋作物，她们将阿海寄来的几种耐盐耐旱的海边植物种子，选择性地播种在条件最差的区域。其中一种类似碱蓬的植物，表现出惊人的生命力，其深扎的根系和肉质的叶片，仿佛专为干旱和盐碱而生。

她们继续深化“土办法”的应用。周成业根据春季回传的数据，改进了“猫耳洞”水窖的防渗漏设计，建议在黏土捶实的基础上，加入少量石灰和沙子，形成更坚固的防渗层。他还设计了一种极其简易的、用废旧玻璃瓶和木棍制作的土壤湿度计，成本几乎为零，却能让社员们直观地看到土壤深处的墒情变化，极大增强了他们节水和覆盖保墒的主动性。

阿海则寄来了更多的“海洋的礼物”。除了植物种子，还有一些关于利用潮间带自然过滤原理改良咸水的朴素设想，虽然暂时难以直接应用，却极大地拓展了周小小的思路。通信中，阿海那句“地和人一样，病了要慢慢调养，急不得，但也歇不得”成了周小小鼓励自己和社员们的口头禅。

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