亲带了条真丝围巾。林秀娟第一反应是：“这得多少钱？你又乱花钱！”
李建军说没多少钱，商场打折。林秀娟不信，非要打电话给在商场工作的远房表侄女求证。表侄女查了记录，确实打折，还是最后一条。
证据确凿了，林秀娟又开始赌咒发誓：“我要是想要围巾，我就是小狗！我就是随口说了句脖子冷，你就瞎买！这颜色这么艳，我怎么戴得出去？”
最后围巾被塞进了衣柜最深处，再没见婆婆戴过。
周晓雯曾经以为，婆婆只是针对她这个儿媳。后来发现，对亲生儿子也一样。公公去世得早，李建军是林秀娟一手带大的，按理说母子感情应该很深。可在这件事上，婆婆对谁都不留情面。
李建军推门进来，看见妻子在哭，走过去搂住她的肩膀：“别往心里去，妈就那样。”
“就那样？就哪样？”周晓雯推开他，“每次都是这样！明明是她想要，我们买了，她不但不领情，还要把东西说得一文不值！最后弄得好像我们对不起她似的！”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。”李建军疲惫地揉着太阳穴，“可她能怎么办？从小穷惯了，一辈子要强。让她开口说‘我想要’，比登天还难。买了，她又觉得自己欠了人情，心里不舒坦，非得闹这么一出，才能平衡。”
“这是什么歪理？”周晓雯不解，“我们做儿女的，给父母买东西不是天经地义吗？怎么就成了欠人情？”
李建军沉默了一会儿，说起了往事。
林秀娟出生在五十年代，家里七个孩子，她排中间。那个年代，中间的孩子最容易被忽视。衣服是姐姐穿剩下的，好吃的要留给弟弟妹妹。她从小就学会了一件事：想要什么，不能直接说，得绕着弯子来。
十六岁那年，她看中了一条红围巾。不敢跟父母要，就跟母亲说村东头的姑娘围红围巾真好看。母亲瞪她一眼：“好看能当饭吃？”她不死心，又说那围巾肯定暖和。母亲说：“暖和？家里破被子多盖两层一样暖和。”
后来她省了三个月的早饭钱，终于买下了那条围巾。戴上的第一天，母亲看见了，第一句话是：“哪来的钱买的？”第二句话是：“颜色这么艳，像什么样子！”第三句话是：“有钱不知道给家里买点米！”
那条围巾，她再也没戴过。但她记住了：想要什么，不能说；得到了，也不能表现得太高兴，否则就是不懂事、乱花钱。
“妈这辈子，”李建军总结道，“从来不会正大光明地说‘我想要’，也不会坦然地接受别人的给予。她觉得那样是‘没骨气’。她的‘硬气’，就是永远不承认自己需要，永远不欠人情。”
周晓雯听完了，心里那股气消了些，但更多是悲哀：“可这样活着，不累吗？”
“累啊，怎么不累。”李建军苦笑，“可这是她一辈子的生存之道，改不了了。”
第二天，林秀娟像没事人一样，早早起来做好了早饭。周晓雯和丈夫坐下时，她突然从兜里掏出那个新手机，别扭地说：“我试了试，字儿确实能调大。”
周晓雯和李建军对视一眼，都没说话。
林秀娟见没人接话，又补了一句：“不过也就那样，将就能用。”
早饭在沉默中吃完。周晓雯收拾碗筷时，看见婆婆偷偷拿着新手机，在厨房窗口的光线下，眯着眼看屏幕，手指笨拙地划拉着。
那一刻，周晓雯突然明白了：婆婆其实喜欢这个手机。但她不能说喜欢，不能表现得太高兴。她必须贬低它，必须闹一场，才能在心理上“平衡”——这不是你们施舍给我的，是我“将就”用的。
周晓雯想起自己母亲。母亲也是这样，给她买件衣服，总要先说“太贵了”“颜色太艳了”，但转头就穿着去跳广场舞，逢人就说“女儿买的”。虽然也挑剔，但挑剔里带着炫耀。
而婆婆的挑剔，是带着刺的，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