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有的形状略歪，但都透着手工的温度。她拿起一个小陶碗，碗底刻着一行小字：自在。

“这个多少钱？”

“喜欢就拿去，今天冬至，送你了。”老太太擦擦手，“自己做的东西，不值几个钱。”

王雅萍道了谢，将小碗小心地包好放进包里。走出店门时，老太太说：“姑娘，日子是自己的，怎么舒服怎么过。”

那一刻，王雅萍突然想哭。

下午三点，她坐在商场咖啡厅里，看着人来人往。很多都是一家老小，手里提着购物袋，孩子们兴奋地跑来跑去。她想起去年的冬至，那天大嫂腿疼得脸色发白，但还是坚持包完了所有饺子。饭后王雅萍主动洗碗，发现大嫂偷偷在阳台抹眼泪。

“怎么了？”她问。

大嫂摇摇头，“没事，就是疼得厉害。”

“疼就别勉强啊。”

“那怎么行，”大嫂苦笑，“少一个人，妈会不高兴的。”

当时王雅萍不理解，现在她懂了。在这个家庭里，“团圆”不是一种选择，而是一种义务。缺席需要理由，而且是足够有说服力的理由——最好是生病、加班，或者其他无法抗拒的因素。单纯地“不想去”是不被允许的，那意味着破坏家庭和谐，意味着自私。

手机又响了，这次是小姑子张玲。

“二嫂，你什么时候到？妈把鱼留着没做，说等你来了再做。”

“你们先做吧，我真可能赶不过去。”

“那怎么行，”张玲压低声音，“妈脸色已经不好看了，大哥和大嫂吵了一架，因为大嫂不来。你就别添乱了。”

添乱。这个词刺痛了王雅萍。原来她的缺席不是个人选择，而是给这个家“添乱”。

“我知道了。”她挂了电话。

四点半，天色开始暗下来。冬天的白昼短暂得像一声叹息。王雅萍坐地铁回家，车厢里挤满了人，各种食物的气味混杂在一起——糖炒栗子、烤红薯、韭菜盒子。有人手机外放着短视频，夸张的笑声在密闭空间里回荡。

她闭上眼睛，想起七年前第一次在张家过冬至的情景。那时婆婆对她格外热情，不停夹菜，夸她能干。她受宠若惊，觉得终于找到了第二个家。是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？也许是第二年，当她拌的凉菜得到所有人称赞时，这道菜就成了她的“固定任务”。也许是第三年，当婆婆自然而然地把围裙递给她，说“厨房交给你们年轻人”。也许是第五年，当她的加班开始被质疑“是不是不想来”。

义务一旦变成习惯，感激就会变成期待，期待又会变成要求。而要求一旦不被满足，就会变成失望和指责。

五点半，王雅萍到家时，张建明还没回来。她打开灯，空荡荡的房间安静得能听见冰箱的嗡嗡声。她拿出那个小陶碗，放在餐桌中央。粗糙的质感，不规则的形状，釉色从浅褐渐变成深棕，像秋天土地的颜色。

六点一刻，钥匙转动门锁的声音响起。张建明回来了，手里提着两个保温盒。

“妈让带的饺子，还有菜。”他把盒子放在桌上，脱下外套，“你今天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“公司有事。”

“什么事忙到晚上六点？”张建明的声音里带着疲惫和不满，“你知道今天中午什么样吗？”

王雅萍转身面对他，“什么样？”

“大哥和大嫂吵架，因为大嫂没去。妈把鱼留着没做，说你和嫂子都不在，她做不好。凉菜也没人拌，我去楼下熟食店买，妈又说外面的不干净。最后是我和大哥擀皮，小玲和爸妈包饺子。浩浩和小宝闹着没爱吃的菜，饭也没吃好。”

他说得很快，像憋了一下午的气终于找到出口。王雅萍静静地听着，等他停下来，才说：“所以呢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