稳定工作了，开什么店？赔了怎么办？”

“赔了算我的。”陈薇记得自己当时这样说，声音很轻，但异常坚定。

花店取名“薇光”，她每天六点起床，先去店里打理一小时，再赶去社区上班。午休时间回去照看，晚上下班后继续忙到九点。婆婆帮忙接孩子，母亲时不时塞钱过来——“你们刚起步，压力大”。周明呢？他说：“你自己选的路，别指望我帮忙。”

第一年勉强保本，第二年她调整策略，增加绿植租摆业务，对接了几家小公司和两个小区的物业，生意渐渐好转。如今店里每月净利润八千打底，加上社区工资三千，税后一万二左右。而周明，体育老师，工资条上的数字六年如一日：六千三。

经济地位的变化没有立即改变家庭权力结构，但却在陈薇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。她开始注意到一些以前忽略的细节：周明如何在她表达不同意见时皱眉；如何在她说想买某件衣服时说“不适合你”；如何在她说想报名参加一个社区治理培训时说“有什么用”。

最刺痛的一次，是她母亲生日，她想买一条一千多的珍珠项链。周明说：“没必要，你妈又不讲究这些。”可她明明看到上周他给自己母亲买了一件八百多的羽绒服，眼都没眨。

那天晚上，陈薇对着浴室镜子看了很久。镜中的女人三十一岁，眼角有了细纹，头发因为疏于打理而干枯毛躁，身上穿着三年前的居家服，袖口已经起球。她突然想起大学时的自己，演讲比赛一等奖，辩论队最佳辩手，穿着高跟鞋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样子。

“你把自己弄丢了。”镜中的女人对她说。

转变是缓慢而坚定的。陈薇不再询问周明“晚上想吃什么”，而是直接做自己和女儿喜欢的菜。周明抱怨了几次，她平静地说：“不喜欢可以自己做。”第一次这么说时，周明愣住了，随后摔门而去。

冲突爆发在一个周三晚上。周明轮滑训练回来，满身是汗，把脏衣服随意扔在刚拖干净的地板上。

“捡起来。”陈薇说。

“什么？”周明以为自己听错了。

“我说，把你的脏衣服捡起来，放到洗衣篮里。”陈薇放下手中的书，抬头看他。

周明笑了，那种熟悉的、似笑非笑的表情：“你今天吃错药了？”

“没有。”陈薇站起身，她的身高只有一米六，比周明矮十五公分，但此刻她的姿态却有种不容置疑的力量，“这是我家，我拖的地，我不想看到脏衣服随便扔。”

“你家？”周明提高了音量，“房产证上写的是我们两个人的名字！”

“首付是我爸妈出的三十万，月供这三年大半是我在还。”陈薇的声音依然平静，“需要我拿出银行流水吗？”

周明的脸涨红了。他嘴巴张开又合上，几次想说什么，最终只是弯腰捡起了衣服，重重摔进洗衣篮。

那一晚，陈薇尝到了一种陌生的快感——不是喜悦，而是一种冰冷的、锋利的、带着刺痛感的确定：他并非不可战胜。

接下来的几个月，家庭成了一个无声的战场。周明指责陈薇不再关心家庭，她回应：“我关心的方式变了。”周明抱怨她不再温柔体贴，她说：“温柔是相互的。”

陈薇开始刻意打击周明的自信——在他做错小事时。有一次周明修卫生间的水龙头，弄得满屋是水也没修好。陈薇没有像以前那样安慰说“没关系”，而是说：“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，还总觉得自己多了不起。”

周明想反驳，但笨嘴拙舌的他找不到合适的词，只是瞪着眼睛，脸憋得通红。

“我说错了吗？”陈薇追问，“你月薪六千，我月薪一万二；你妈在这带孩子，我妈出钱补贴；你下班就知道玩轮滑，我下班还要去店里。你告诉我，